文／鄭筠臻（100 談成員）

當一則畫面精緻、數據齊全的投資廣告，甚至搭配名人的「背書」，近年來，越來越多這類的「詐騙廣告」出現在社群平台，多數人更難在第一時間意識到，自己正站在犯罪鏈的起點上。對台灣社會來說，詐騙早已不再只是零星事件，而是結合假訊息、社交工程、科技工具與跨境金流的高度組織化犯罪。

▲ 曾在刑事局服務的林書立，退休後仍關注防詐領域。（圖／全民查假會社提供）

11 月 29 日於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登場的《全民查假會社》2025 年度論壇「假訊息拆彈班」，邀請到林書立擔任講者，他曾擔任刑事局預防犯罪科科長，退休後擔任反詐騙聯盟秘書長，同時也是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助理教授。

演講中，他以實務經驗結合近年來的 AI 科技變遷，討論「人工智慧在金融詐騙的濫用趨勢與防護」。他認為，若仍以傳統「被害—報案—偵辦」的模式理解詐騙，往往只能追到犯罪的末端，無法撼動真正支撐詐騙運作的結構。

詐騙的第一步：收割「信任」而非金錢

林書立強調：詐騙的起點，往往不是金錢，而是「信任」——假訊息正是建立這份信任的關鍵工具。

透過包裝成新聞報導的投資分析、看似專業的理財社群，甚至長時間的情感陪伴，詐騙集團逐步打造出一個足以說服受害者的世界觀。當人們長期浸泡在這樣的資訊環境中，便容易將錯誤內容視為可靠依據，進而影響決策行為。

▲ 如何識別詐騙投資案的八個方法。（圖／翻攝趨勢科技）

林書立進一步指出，假訊息在詐騙上的危害，不僅只是個人判斷的失誤。如果假訊息只停留在零散流竄的第一層，其影響或許仍只有局部；然而，一旦未能及時處理，這些錯假、詐騙資訊便可能逐步被包裝、轉述，甚至轉化為看似具權威性與專業性的「終端言論」或「高端言論」。

「在這樣的過程中，假訊息不再只是誤導個人選擇」，林書立擔憂，這樣的結果會系統性地侵蝕社會對資訊、制度與專業的信任基礎。

他特別提醒，如果第一端言論缺乏有效治理，後端的詐騙行為，將更難以被辨識與防堵，最終風險會延伸至國家安全層面。「這也是為何詐騙不能被視為單一刑事案件，必須納入更廣義的資訊治理、風險管理框架中討論。」

詐騙集團抓緊了錯誤訊息的特性，持續透過話術與敘事，塑造對詐團有利的版本，使受害者在不知不覺中走入陷阱中。

美國執法啟示：從「洗錢」與「生態系」精準打擊

當受害者入局後，詐騙行為真正發生作用的關鍵，便轉移到另一個更難被看見、也更難被阻斷的環節——金流。

過去打詐多半聚焦於詐欺行為本身，但在實務上，跨國詐團早已透過多層人頭帳戶、第三地轉帳與加密貨幣，刻意切斷詐騙行為與金流之間的連結，使蒐證與追查困難重重。

聚焦美國司法體系，它們將詐騙視為「金融犯罪生態系」的一環，而非單一行為。

林書立指出，美國近年在處理大型跨國詐騙案件時，並非「先打詐欺」，而是透過一套更具結構性的執法順序，試圖瓦解犯罪網絡。其核心可概括為「三支箭」：第一支箭從人口販運與強迫勞動等犯罪切入；第二支箭則鎖定洗錢行為，透過金流追蹤、資產凍結與會計資料分析，削弱犯罪組織的運作能力；第三隻箭則處理詐欺行為及其背後的灰色產業鏈。

這也是為何近年美國在犯罪重大案件中，往往不是從詐欺罪名切入，而是先鎖定洗錢、人口販運或組織犯罪。透過金流追蹤與資產查扣，反而能一舉瓦解整個犯罪網絡。

▲ 美國利用「三支箭策略」瓦解詐團的犯罪網絡，但在台灣仍遇到許多挑戰。（圖／AI 協作，經責任編輯審核）

林書立也提到，近年涉及加密貨幣的「重大詐騙案件」，幾乎都同時伴隨「洗錢」的指控。多起被視為金額龐大的數位貨幣查扣，其實早在多年之前就已經完成凍結，包括近期廣受討論的「柬埔寨太子集團」詐騙案，美國政府早就在 2020 年 12 月就凍結了 12.7 萬美元比特幣的疑似不法資金，近期遭到查扣。

然而，太子集團在後續，仍能持續運作大規模的詐騙行為，也顯示了單一金流的阻斷，未必足以瓦解整個犯罪網絡。這也說明了為何外界所稱的「數十億美元只是小錢」，並非誇飾，而是基於詐騙集團長期分散金流、降低依賴單一資產的事實。

此外，該案並非透過所謂的「技術暴力破解」完成。相較於動輒需要多年運算的加密破解，更可能的情境是透過臥底偵查、雲端帳密外洩或人為操作漏洞才取得關鍵證據。

林書立認為，這正凸顯「制度、工具」的重要性：在數位貨幣已經成為國際洗錢主流的情況下，偵辦能力不僅取決於科技，更仰賴是否具備完整的臥底偵查、跨境蒐證機制。相較之下，台灣在相關法制與實務工具上仍有明顯落差，也使得打詐往往只能在金流末端止血，而難以提前鬆動犯罪結構本身。

AI 技術的降維打擊：低成本的「量化試錯」

隨著生成式 AI 技術快速普及，詐騙行為正從高度依賴人力的犯罪模式，轉向低成本、高產量的自動化運作。林書立解釋，過去需要大量人員長時間撥打電話、反覆試探受害者反應的詐騙流程，如今已可由語音合成、文字生成與即時翻譯系統大幅取代。無論是仿真語音、假投資社群對話，或看似專業的客服應對腳本，皆可透過 AI 快速生成並持續優化，使詐騙不再受限於語言能力或人力規模。

更關鍵的是，AI 並非只提高成功率，而是徹底改變了風險結構。當單次詐騙成本被壓低至近乎可忽略的程度，犯罪集團即使面對極低的轉換率，仍能透過「量化試錯」維持整體獲利。這也意味著，傳統以「阻斷幾起案件」為目標的打詐策略，將愈來愈難以對抗具備規模優勢的犯罪模式。

林書立提醒，若制度回應仍停留在個案偵辦與事後宣導層次，將難以追上詐騙技術的演化速度，最終使防詐與犯罪之間，形成長期的結構性落差。

▲ 在台灣，詐騙受害者多集中於年輕族群，但財損數反而是 50 至 70 歲族群最多。（圖／林書立提供）

此外，被害者輪廓與社會刻板印象，觀察下來其實並不一致。

實務經驗顯示，損失金額最高的族群，多集中於 50 至 70 歲之間。這些中高齡者未必缺乏警覺，而是在假投資、假交友與健康焦慮等情境中，被高度客製化的訊息與話術包圍，逐步失去判斷。

林書立也指出，被害者在事後往往因羞愧、自責或怕被指責，而選擇隱瞞細節，不僅可能成為「二次詐騙」的目標，嚴重者甚至可能選擇走上絕路、自我了斷。例如在去年 9 月發生的豐原一家五口案，更是慘痛的教訓。

撕下標籤：被害者的隱形創傷與二次剝削

在詐騙結構持續擴張的情況下，受害者往往並未在第一次受騙後脫離風險。詐騙集團會系統性蒐集曾受騙的名單，並針對其焦慮與急於挽回損失的心理狀態，再次設計話術，例如：假冒律師、政府單位或資安顧問，聲稱可協助追回資金，實際上卻是另一輪剝削的開始，反而使「求助」成為再次被利用的訊號。

受害者在資訊、資源與心理狀態上皆處於劣勢，而犯罪集團則掌握數據、話術與技術，並能快速調整策略。

當社會仍以「受害者是否不夠小心」作為主要檢討方向時，制度層面的責任反而被轉移了。林書立強調，打詐的核心不應只是要求個體提高警覺，而是建立「能在第一時間介入、阻斷資訊擴散與犯罪再利用」的制度性防線。否則，在這場不對等的對抗中，真正被耗損的，將不只是金錢，而是整個社會對求助、信任與公共體系的信心。

▲ 林書立呼籲，必須撕下詐騙受害者的標籤，團結一心打擊詐團。（圖／全民查假會社提供）

隨著人工智慧技術普及，詐騙的可信度被大幅推升。深度偽造影音與聲音，已足以讓多數人難以分辨真假。當「看到本人」、「聽到聲音」都不再構成證據，傳統防詐觀念已然面臨挑戰。

林書立強調，科技本身並非罪魁禍首，真正的問題在於社會是否具備理解科技風險的能力。如果民眾不了解平台推薦機制、內容生成方式與資訊來源判讀，科技進步反而會放大資訊不對稱，成為犯罪的助力。

看國際如何肅清詐騙：制度設計的系統性預防

從國際經驗來看，「防詐」早已不被視為單純的個人責任。新加坡在特定條件下，允許司法機關暫時凍結可疑帳戶，以避免資產迅速外流；澳洲則對高風險跨行轉帳設置延遲機制，為風險判斷爭取時間。

美國的作法則更強調跨部門合作，由金融監管、反洗錢單位與執法機構，三個單位共同追蹤金流，將詐騙視為金融犯罪治理的一環，而非警政單位的單獨任務。

當社會不再只問「為什麼有人會被騙？」，而是開始追問「詐騙為何能長期存在？」、「哪些制度縫隙被反覆利用？」，打詐與防詐才有可能從被動補救走向前端治理。

▲ 演講結束後，林書立與法務部打詐督導中心主任陳茂益，與聽眾共同對談。（圖／全民查假會社提供）

在資訊流動速度遠超過判斷能力的時代，真正的防詐，不只是提高警覺，而是理解假訊息如何形塑信任、金流如何被隱匿，以及制度如何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保護作用。如此不只避免受害，更是維持社會信任不可或缺的一環。

核稿／責任編輯：宋思彤